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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迪拜做科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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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迪拜做科創

迪拜是如何成為中東創業熱土的?

迪拜城市景色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界面新聞記者 | 李如嘉

界面新聞編輯 | 文姝琪

“英美、歐洲、中東、北非......在迪拜你會見到世界各地的人,可以快速交換商業情報和投資信息。有時你會忘記自己身處在一個阿拉伯國家。”Dhow Holding創始人及CEO朱修頡向界面新聞感嘆,他是科技行業連續創業者,擁有9年中東科技行業的經驗,目前長居在迪拜。

位于中東地區中央位置的迪拜,是阿聯酋七個酋長國之一迪拜酋長國的首府,也是中東地區的經濟金融中心。

過去幾年間,中東成為了國內投資界的熱詞。在持續增長下,海灣國家提出了諸多加強經濟發展的計劃,包括沙特“2030愿景”、阿聯酋“2071百年計劃”、卡塔爾“2030愿景”等,加大了對新能源、人工智能、數字經濟和高科技等領域的投入,探索石油之外的經濟新動能。這也吸引全球創業者來到中東開展事業。

不少華人創業者也加入了這股“掘金潮”。

1、

迪拜河向內地延伸約10公里,將這座城市分為兩半。在河的兩岸是迪拜曾經的老城區,分布著黃金市場、香料市場和阿法迪歷史街區,保留了老式的居民樓等傳統建筑。由兩岸向外拓展,建筑則逐漸變得現代化。

夏天,迪拜的氣溫最高可達50攝氏度,炎熱的氣候讓大型商場成為居民和游客避暑的空間,以迪拜購物中心(Dubai Mall)為代表的各個商場在市中心連成一片,世界第一高樓哈利法塔也佇立于此,俯視著來往的人群。

佇立在迪拜市中心的哈利法塔

在過去近30年間,迪拜保持對外開放的政策,積極吸引外來人才和資金。尤其是疫情期間,在世界各國仍然采取封鎖防疫的政策時,這座城市率先對外敞開了懷抱,世界各地的人都因此涌向了迪拜。

2015年,朱修頡入選迪拜酋長精英計劃并加入迪拜政府,成為迪拜為了構建創投生態成立的未來基金會創始團隊成員之一。他回憶,當時迪拜市面上只有十家左右的風投機構,投資人大多是家族辦公室,此前這些家族辦公室只投資酒店和地產這樣的傳統項目,并沒有接觸過互聯網。和美國的成熟VC相比,當時他們對于項目的問題還停留在簡單初級的階段。

為了吸引創業者,迪拜政府設立了10億迪拉姆(約19億人民幣)的創業投資基金,向創業者提供免費的辦公室、酒店、公司注冊等服務,并幫忙對接政府關系。

朱修頡也是在這個時候開始在迪拜創業,他的第一家企業Machine Colony是計算機視覺公司。2016年,Machine Colony成為第一批吃到迪拜鼓勵創業紅利的公司,從安全、安防到醫療,很快拿到了很多訂單。在隨后的幾年間,迪拜開始大規模推行此類政策,幾百家創業公司涌入迪拜。

有了創業公司,2017年到2019年,以亞馬遜、Uber為首的幾家歐美公司開始關注到這片市場。亞馬遜選擇收購了中東當地最大的電商平臺Souq,Uber則收購中東競爭對手、堪稱“迪拜滴滴”的Careem。

迪拜的早期創業者通過企業被收購成功退出,以此獲得資金基礎后,這些早期創業者又開始進行投資,迪拜創投圈里的資金流動了起來。朱修頡也在自己創立的Machine Colony和B2B汽車貿易平臺Tradex成功完成退出,轉而成為投資人。

現在,即使沒有政府的引導,可以自給自足的創投生態也已經在迪拜建立起來。在迪拜之后,諸多中東國家也紛紛開始自己的計劃。阿布扎比、利雅得,沙特都開始大力投入支持早期科技互聯網生態,但目前這些國家的創業生態仍然依靠政府來支持,還沒有形成自己的體系。

不過,迪拜對于創業者的吸引并非如同大家對中東一貫的想象,通過“撒錢”來實現。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迪拜政府,最適合的其實是“務實”。

“迪拜將政府像創業公司一樣在運營。”朱修頡向界面新聞這樣形容。在公司事務的政府辦事流程上,迪拜和中國、美國的速度已經接近一致,遠超周邊阿拉伯語國家,并超過大部分歐洲國家。

雖然阿聯酋的官方語言為阿拉伯語,但在迪拜政府,上到酋長,下到窗口的普通公務員都能說流利的英語,各類如酒店前臺、商場導購、餐廳服務員等服務人員也可以提供完善的英語服務。這并不是所有阿聯酋城市,乃至周邊阿拉伯國家都擁有的便利。事實上,一旦離開迪拜,不懂阿拉伯語立刻會成為在中東生活的一大挑戰。

迪拜政府同樣雇傭了相當比例的外國人,在這里,你可以看到美國人和中國人一起在政府共事。在一些情況下,來訪者還可以享受到全中文的服務。

關于迪拜的“務實”,朱修頡向界面新聞分享了自己與政府打交道時的一個小故事。

在科技互聯網創業的過程中,經常會出現新的商業模式,政府如何去界定和規范就變得很重要。WingGo是朱修頡在兩年前創立的直播電商平臺,作為迪拜的第一家直播電商平臺,此類公司并不在迪拜的公司監管名錄里。這意味著,這類公司到底應該歸哪些部門監管、怎樣監管、如何注冊都成為問題。

他花了兩三周時間輾轉聯系到了監管部門,部門負責人很快與他們約定了見面時間。在一家咖啡館里,他向這位負責人介紹了直播電商的商業模式等情況。在對話的第二天,該負責人就郵件通知WingGo可以先按照傳統電商的流程成立公司、接受監管,等到直播電商業務有一定體量后,再由政府成立新的監管分類。

朱修頡提到,由于直播電商的內容形式和商業模式復雜,迪拜政府完全可以要求公司去同時獲得電商、廣播電視、社交媒體、第三方支付等等不同牌照才能合法運營,這對于公司來說就會構成很大的阻礙,但政府負責人選擇用最簡單的方式解決了這個問題,讓公司業務得以迅速開展。

“政府給到的這種信號和情緒上的感知是很重要的。”他告訴記者,對于大部分創業者來講,來到一個陌生的國家和區域,政府的主動開放會減少很大一部分創業的障礙。

2、

但展現如此開放態度的迪拜,同樣也存在著很強的雙面性。

迪拜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歸功于在兩任迪拜酋長的帶領下,迪拜政府在30年的時間里迅速完成了從傳統向現代化組織的轉型,政策從制定到執行都相當高效,并且更新速度快,試錯態度強。

但在原有權力架構上的迅速轉向,也意味著新舊體系的復雜交織。一方面,迪拜歡迎外來者、歡迎外國人在迪拜建立商業;另一方面,其依然保有關系社會的特征。

迪拜河岸邊的舊城區

迪拜目前依然是世襲酋長制度,政府的改革由王儲牽頭,高層中同樣有很多貴族成員。而創投生態由政府最初組建,各個家族辦公室是最早的投資人,警察局、水電局、道路和交通局等政府各部門的一把手都加入了未來基金會的董事會。拿到基金會的支持,就相當于得到了政府背書。

這樣復雜的網絡決定了,要想在迪拜成立公司,和大企業、政府、乃至各個家族這樣的實際掌權者打好交道是必須的。

“這是一個建立在關系網絡基礎上的地區”,Astrolabs的溝通與合作經理Mina Ayoub告訴界面新聞。因此,一些如Astrolabs的投資平臺會格外強調自己能夠幫助初創企業通過其廣泛的關系網絡,聯系市場頭部公司和政府合作伙伴。

迪拜商會作為非營利官方機構,同樣為創業者提供聯系政府側支持的幫助。“我們會確保初創企業獲得所需的許可證,并向他們解釋和分享監管要求。對于科技初創企業來說,數據隱私也是監管項目之一,我們會舉辦很多關于法律意識的活動,盡可能解決創業者們在這方面的問題。通過我們的網絡和支持,迪拜商會幫助企業從迪拜向全球拓展。”迪拜商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穆罕默德·阿里·拉希德·盧塔對界面新聞表示。

迪拜的雙面性還體現在,雖然政府非常歡迎外國人前來創業,但這些企業也需要準備一套中東敘事。

中國是迪拜最大的貿易伙伴,2023年,兩個國家市場之間的非石油貿易額高達678億美元。與2013年相比,這一數字大幅增長了83.8%,而在過去的十年里,中國和迪拜之間的非石油雙邊貿易額累計達到約4900億美元。

根據迪拜外國直接投資監測(Dubai FDI Monitor)數據,2015年至2023年間,中國在迪拜的投資總額達到約54億美元。截至2024年上半年末,已有約5400家中國公司注冊成為迪拜商會的活躍會員。

迪拜購物中心“唐人街”的中國店鋪

越來越多的華人在涌入這座城市,并且不同于此前在迪拜的華人從事的傳統金融和貿易合作,這些華人是作為創業者、科技互聯網從業者來到這里。朱修頡提到,在他2015年最初來到迪拜創業時,沒有任何華人前輩的經驗可以借鑒,但現在有很多華人創業伙伴可以進行交流、互相幫助。

過去幾年,也有不少中國投資機構、政府部門來拜訪,希望能夠拿到迪拜政府的支持,但能夠真正落地的項目卻是很少的。

朱修頡認為,現在不再像是2016年,在過去幾年間,迪拜的領導者和投資人已經見過相當多世界頂級的投資機構和項目,抱著隨便拿一項中國的新技術就能震撼到他們的態度,是不可能成功的。現在要想獲得他們的投資和支持,需要進行深入的市場調研和思考,在公司戰略上與迪拜結合,無論是需要迪拜的供應商、建立迪拜生態鏈,還是進行中東文化包裝面向當地市場。擁有這樣敘事的項目才能找到當地合作伙伴,并拿到資金和資源。

“迪拜政府每投出一分錢都想得到十分的高回報。”朱修頡說,投入產出比是迪拜政府非常重視的,每年麥肯錫、波士頓咨詢等咨詢公司都會被聘請作為顧問,幫助管理政府每年的財務投資。

外國公司在該地區拓展業務時面臨的一個共同挑戰是內容本地化,這需要克服文化上的細微差別、語言障礙以及了解當地傳統的需要。”Mina建議,可以通過當地合作伙伴來幫助彌合這些差距,減輕企業主的負擔,從而專注于企業戰略本身。

朱修頡也認為,雖然懂英語就可以在迪拜順利通行,但在團隊中有懂阿拉伯語的伙伴可以節省更多時間。總之,只有了解當地市場,知道他們關心什么、市場需要什么,才能真的和投資人講同一套語言,從而拿到想要的支持。

3、

在開放的政策下,即使是新冠疫情下的2021年,迪拜的GDP仍逆勢增長超過6%。目前,港口貿易、旅游業、金融服務成為了迪拜的支柱產業去年,迪拜迎來了1070個綠地外國直接投資(Greenfield FDI)項目,總價值達107億美元。

不過,雖然已經得到了極大的發展,不過目前中東科技互聯網還處于早期狀態,估值超過10億美金的巨頭并不多。從VC機構側來看,數量也遠遠沒有達到中美的水平。

在朱修頡看來,目前在迪拜進行創業有三個熱點,分別是電商、金融科技以及泛娛樂。這些之外,極兔還對界面新聞提到,物流和供應鏈管理以及可再生能源也是有潛力的商業項目

迪拜商會對于創業者支持的宣傳

電商的確是最具機會的模式之一。零售業是迪拜的重要產業,2022年前三季度,迪拜經濟實現了4.6%的增長,規模達3075億迪拉姆,其中零售業對這一增長的貢獻有24.1%而由于互聯網的高普及率,迪拜的電子商務增長速度同樣很快

2023年,阿聯酋出臺了一項新的電子商務法,通過鼓勵投資、保護消費者權益和促進創新來增強其數字經濟的發展。

從實體消費轉向線上消費是一個全球化的趨勢,迪拜也是如此。穆罕默德·阿里·拉希德·盧塔告訴界面新聞,“因為夏天的極端炎熱天氣,迪拜有很多大型商場,現在這些商場都可以提供在線服務。大多數人已經習慣在線交易,甚至在一些以往少有線上交易的行業,例如家具行業,也開始有人選擇在線上進行購買。”

在過去五年,無論是在B2B還是B2C領域,許多中國電商玩家進駐迪拜。中國跨境電商平臺Shein、Temu、Tik Tok Shop都在中東市場有所動作。在朱修頡現在投資和創立的幾家公司里,同樣有兩家電商公司,除了做直播電商的WingGo,另一家是做B2B的建材電商。

他認為,在中東,傳統的貨架式電商雖然還在增長,但在亞馬遜、Temu這樣擁有大量資金、人才和完備供應鏈的巨頭都已經入駐的情況下,留給普通創業者的機會已經不多了。直播電商對于中小型創業公司來說則是更好的切入機會。

“直播電商有很強的文化屬性,需要深入了解阿拉伯人的本土用戶習慣,巨頭反而不一定有足夠的精力和戰略定力去做這件事。”朱修頡對界面新聞說,只是把語言翻譯成阿拉伯語,招一些阿拉伯語運營是無法把這個市場做好的。

不過,做直播電商的挑戰在于,迪拜居民對于其接受度還在非常早期的狀態。朱修頡的公司已經在這個市場做了近兩年的時間,但他認為目前整個行業還處于教育市場、教育用戶的時期。

“整個行業還在等一個爆款的出現。”朱修頡說,無論是等待一個像李佳琦一樣火爆的主播,還是一件爆品。

這個時機可能還需要等一兩年,但放在三到五年的長周期來看,朱修頡認為自己的品牌在中東還是有機會的。WingGo的商業模式還在不斷試錯和調整中。去年有一段時期,公司的戰略非常激進,一下上架了接近十萬個品類,現在又將品類范圍收縮回3C數碼和美妝、飾品,希望從中能夠找到賣出爆款的機會。

要做電商就離不開物流的支持,近年來,不管是國際物流巨頭還是本地物流企業都開始在迪拜開始開展業務。二手奢侈品電商The Luxury Closet首席執行官Kunal Kapoor告訴界面新聞,公司在2012年剛開始在迪拜開展業務時,只有一兩家物流快遞公司可以提供服務,但現在電商平臺有很多選擇,無論是30分鐘內送達還是隔日達都可以做到。

中國物流公司也正在迪拜積極拓展,極兔、菜鳥國際、京東物流等都在這里開設了海外倉。目前,極兔在迪拜擁有多個物流中心和配送網點,服務網絡覆蓋整個中東地區年增長率達到25%。

極兔告訴界面新聞,迪拜的優勢在于作為連接亞洲、歐洲和非洲的重要樞紐物流基礎設施較為完善,擁有世界級的港口、機場和公路網絡。不過難點在于,中東其他國家的物流基礎設施發展不均衡,部分地區仍存在設施落后和交通不便的問題。高物流成本和復雜的稅收政策對企業運營提出挑戰

此外,雖然電商還在發展初期,但迪拜消費者對服務質量和客戶體驗要求較高,這要求企業提供個性化和高效的服務。

朱修頡提到,目前迪拜用戶更習慣貨到付款的形態,在實際看到商品后再付款,這也導致了物流成本的增加。目前,電商平臺寄送一次的快遞物流成本在14元人民幣左右,呈穩定降低的趨勢,他認為,隨著越來越多的物流公司開展競爭以及達成規模效應,這個價格在未來幾年內還會下降2/3以上。

物流之外,線上支付網絡作為電商的基礎設施也已在迪拜建立起來。Telr首席銷售官Sayed Munaf告訴界面新聞,作為支付網關,Telr為電商相關業務提供在線支付服務,目前支持120種貨幣和30種語言接入包括Visa和Mastercard、銀聯等多種信用卡和支付工具

Telr這樣的金融科技公司在迪拜還有數家,在線上支付領域,公司之間的競爭已十分激烈。

迪拜的快速發展還沒有停下腳步。2023年1月,阿聯酋副總統兼總理、迪拜酋長謝赫·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馬克圖姆公布了《迪拜經濟議程》(D33)。這一計劃旨在未來十年內實現迪拜經濟翻番,使迪拜躋身世界三大城市之列。作為計劃的一部分,迪拜希望通過數字化轉型項目每年產生超過272億美元的經濟貢獻,科技創業者是其中重要的驅動力量。

而對于企業來說,進駐迪拜的戰略意義也不僅在于這座城市本身。中東北非區域的特殊性在于,雖然有國界線的分隔,但作為阿拉伯語區事實上共享同一套文化,而迪拜是其金融、貿易中心。打入迪拜就是在這片超4億人口的市場建立了前哨站,在迪拜扎穩根基后,企業可以由此向其他海灣合作委員會(GCC)國家拓展乃至輻射整個中東及北非。

在可見的未來,這里還會涌入更多創業者,試圖從這片熱土中找到屬于自己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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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聞記者 | 李如嘉

界面新聞編輯 | 文姝琪

“英美、歐洲、中東、北非......在迪拜你會見到世界各地的人,可以快速交換商業情報和投資信息。有時你會忘記自己身處在一個阿拉伯國家。”Dhow Holding創始人及CEO朱修頡向界面新聞感嘆,他是科技行業連續創業者,擁有9年中東科技行業的經驗,目前長居在迪拜。

位于中東地區中央位置的迪拜,是阿聯酋七個酋長國之一迪拜酋長國的首府,也是中東地區的經濟金融中心。

過去幾年間,中東成為了國內投資界的熱詞。在持續增長下,海灣國家提出了諸多加強經濟發展的計劃,包括沙特“2030愿景”、阿聯酋“2071百年計劃”、卡塔爾“2030愿景”等,加大了對新能源、人工智能、數字經濟和高科技等領域的投入,探索石油之外的經濟新動能。這也吸引全球創業者來到中東開展事業。

不少華人創業者也加入了這股“掘金潮”。

1、

迪拜河向內地延伸約10公里,將這座城市分為兩半。在河的兩岸是迪拜曾經的老城區,分布著黃金市場、香料市場和阿法迪歷史街區,保留了老式的居民樓等傳統建筑。由兩岸向外拓展,建筑則逐漸變得現代化。

夏天,迪拜的氣溫最高可達50攝氏度,炎熱的氣候讓大型商場成為居民和游客避暑的空間,以迪拜購物中心(Dubai Mall)為代表的各個商場在市中心連成一片,世界第一高樓哈利法塔也佇立于此,俯視著來往的人群。

佇立在迪拜市中心的哈利法塔

在過去近30年間,迪拜保持對外開放的政策,積極吸引外來人才和資金。尤其是疫情期間,在世界各國仍然采取封鎖防疫的政策時,這座城市率先對外敞開了懷抱,世界各地的人都因此涌向了迪拜。

2015年,朱修頡入選迪拜酋長精英計劃并加入迪拜政府,成為迪拜為了構建創投生態成立的未來基金會創始團隊成員之一。他回憶,當時迪拜市面上只有十家左右的風投機構,投資人大多是家族辦公室,此前這些家族辦公室只投資酒店和地產這樣的傳統項目,并沒有接觸過互聯網。和美國的成熟VC相比,當時他們對于項目的問題還停留在簡單初級的階段。

為了吸引創業者,迪拜政府設立了10億迪拉姆(約19億人民幣)的創業投資基金,向創業者提供免費的辦公室、酒店、公司注冊等服務,并幫忙對接政府關系。

朱修頡也是在這個時候開始在迪拜創業,他的第一家企業Machine Colony是計算機視覺公司。2016年,Machine Colony成為第一批吃到迪拜鼓勵創業紅利的公司,從安全、安防到醫療,很快拿到了很多訂單。在隨后的幾年間,迪拜開始大規模推行此類政策,幾百家創業公司涌入迪拜。

有了創業公司,2017年到2019年,以亞馬遜、Uber為首的幾家歐美公司開始關注到這片市場。亞馬遜選擇收購了中東當地最大的電商平臺Souq,Uber則收購中東競爭對手、堪稱“迪拜滴滴”的Careem。

迪拜的早期創業者通過企業被收購成功退出,以此獲得資金基礎后,這些早期創業者又開始進行投資,迪拜創投圈里的資金流動了起來。朱修頡也在自己創立的Machine Colony和B2B汽車貿易平臺Tradex成功完成退出,轉而成為投資人。

現在,即使沒有政府的引導,可以自給自足的創投生態也已經在迪拜建立起來。在迪拜之后,諸多中東國家也紛紛開始自己的計劃。阿布扎比、利雅得,沙特都開始大力投入支持早期科技互聯網生態,但目前這些國家的創業生態仍然依靠政府來支持,還沒有形成自己的體系。

不過,迪拜對于創業者的吸引并非如同大家對中東一貫的想象,通過“撒錢”來實現。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迪拜政府,最適合的其實是“務實”。

“迪拜將政府像創業公司一樣在運營。”朱修頡向界面新聞這樣形容。在公司事務的政府辦事流程上,迪拜和中國、美國的速度已經接近一致,遠超周邊阿拉伯語國家,并超過大部分歐洲國家。

雖然阿聯酋的官方語言為阿拉伯語,但在迪拜政府,上到酋長,下到窗口的普通公務員都能說流利的英語,各類如酒店前臺、商場導購、餐廳服務員等服務人員也可以提供完善的英語服務。這并不是所有阿聯酋城市,乃至周邊阿拉伯國家都擁有的便利。事實上,一旦離開迪拜,不懂阿拉伯語立刻會成為在中東生活的一大挑戰。

迪拜政府同樣雇傭了相當比例的外國人,在這里,你可以看到美國人和中國人一起在政府共事。在一些情況下,來訪者還可以享受到全中文的服務。

關于迪拜的“務實”,朱修頡向界面新聞分享了自己與政府打交道時的一個小故事。

在科技互聯網創業的過程中,經常會出現新的商業模式,政府如何去界定和規范就變得很重要。WingGo是朱修頡在兩年前創立的直播電商平臺,作為迪拜的第一家直播電商平臺,此類公司并不在迪拜的公司監管名錄里。這意味著,這類公司到底應該歸哪些部門監管、怎樣監管、如何注冊都成為問題。

他花了兩三周時間輾轉聯系到了監管部門,部門負責人很快與他們約定了見面時間。在一家咖啡館里,他向這位負責人介紹了直播電商的商業模式等情況。在對話的第二天,該負責人就郵件通知WingGo可以先按照傳統電商的流程成立公司、接受監管,等到直播電商業務有一定體量后,再由政府成立新的監管分類。

朱修頡提到,由于直播電商的內容形式和商業模式復雜,迪拜政府完全可以要求公司去同時獲得電商、廣播電視、社交媒體、第三方支付等等不同牌照才能合法運營,這對于公司來說就會構成很大的阻礙,但政府負責人選擇用最簡單的方式解決了這個問題,讓公司業務得以迅速開展。

“政府給到的這種信號和情緒上的感知是很重要的。”他告訴記者,對于大部分創業者來講,來到一個陌生的國家和區域,政府的主動開放會減少很大一部分創業的障礙。

2、

但展現如此開放態度的迪拜,同樣也存在著很強的雙面性。

迪拜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歸功于在兩任迪拜酋長的帶領下,迪拜政府在30年的時間里迅速完成了從傳統向現代化組織的轉型,政策從制定到執行都相當高效,并且更新速度快,試錯態度強。

但在原有權力架構上的迅速轉向,也意味著新舊體系的復雜交織。一方面,迪拜歡迎外來者、歡迎外國人在迪拜建立商業;另一方面,其依然保有關系社會的特征。

迪拜河岸邊的舊城區

迪拜目前依然是世襲酋長制度,政府的改革由王儲牽頭,高層中同樣有很多貴族成員。而創投生態由政府最初組建,各個家族辦公室是最早的投資人,警察局、水電局、道路和交通局等政府各部門的一把手都加入了未來基金會的董事會。拿到基金會的支持,就相當于得到了政府背書。

這樣復雜的網絡決定了,要想在迪拜成立公司,和大企業、政府、乃至各個家族這樣的實際掌權者打好交道是必須的。

“這是一個建立在關系網絡基礎上的地區”,Astrolabs的溝通與合作經理Mina Ayoub告訴界面新聞。因此,一些如Astrolabs的投資平臺會格外強調自己能夠幫助初創企業通過其廣泛的關系網絡,聯系市場頭部公司和政府合作伙伴。

迪拜商會作為非營利官方機構,同樣為創業者提供聯系政府側支持的幫助。“我們會確保初創企業獲得所需的許可證,并向他們解釋和分享監管要求。對于科技初創企業來說,數據隱私也是監管項目之一,我們會舉辦很多關于法律意識的活動,盡可能解決創業者們在這方面的問題。通過我們的網絡和支持,迪拜商會幫助企業從迪拜向全球拓展。”迪拜商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穆罕默德·阿里·拉希德·盧塔對界面新聞表示。

迪拜的雙面性還體現在,雖然政府非常歡迎外國人前來創業,但這些企業也需要準備一套中東敘事。

中國是迪拜最大的貿易伙伴,2023年,兩個國家市場之間的非石油貿易額高達678億美元。與2013年相比,這一數字大幅增長了83.8%,而在過去的十年里,中國和迪拜之間的非石油雙邊貿易額累計達到約4900億美元。

根據迪拜外國直接投資監測(Dubai FDI Monitor)數據,2015年至2023年間,中國在迪拜的投資總額達到約54億美元。截至2024年上半年末,已有約5400家中國公司注冊成為迪拜商會的活躍會員。

迪拜購物中心“唐人街”的中國店鋪

越來越多的華人在涌入這座城市,并且不同于此前在迪拜的華人從事的傳統金融和貿易合作,這些華人是作為創業者、科技互聯網從業者來到這里。朱修頡提到,在他2015年最初來到迪拜創業時,沒有任何華人前輩的經驗可以借鑒,但現在有很多華人創業伙伴可以進行交流、互相幫助。

過去幾年,也有不少中國投資機構、政府部門來拜訪,希望能夠拿到迪拜政府的支持,但能夠真正落地的項目卻是很少的。

朱修頡認為,現在不再像是2016年,在過去幾年間,迪拜的領導者和投資人已經見過相當多世界頂級的投資機構和項目,抱著隨便拿一項中國的新技術就能震撼到他們的態度,是不可能成功的。現在要想獲得他們的投資和支持,需要進行深入的市場調研和思考,在公司戰略上與迪拜結合,無論是需要迪拜的供應商、建立迪拜生態鏈,還是進行中東文化包裝面向當地市場。擁有這樣敘事的項目才能找到當地合作伙伴,并拿到資金和資源。

“迪拜政府每投出一分錢都想得到十分的高回報。”朱修頡說,投入產出比是迪拜政府非常重視的,每年麥肯錫、波士頓咨詢等咨詢公司都會被聘請作為顧問,幫助管理政府每年的財務投資。

外國公司在該地區拓展業務時面臨的一個共同挑戰是內容本地化,這需要克服文化上的細微差別、語言障礙以及了解當地傳統的需要。”Mina建議,可以通過當地合作伙伴來幫助彌合這些差距,減輕企業主的負擔,從而專注于企業戰略本身。

朱修頡也認為,雖然懂英語就可以在迪拜順利通行,但在團隊中有懂阿拉伯語的伙伴可以節省更多時間。總之,只有了解當地市場,知道他們關心什么、市場需要什么,才能真的和投資人講同一套語言,從而拿到想要的支持。

3、

在開放的政策下,即使是新冠疫情下的2021年,迪拜的GDP仍逆勢增長超過6%。目前,港口貿易、旅游業、金融服務成為了迪拜的支柱產業去年,迪拜迎來了1070個綠地外國直接投資(Greenfield FDI)項目,總價值達107億美元。

不過,雖然已經得到了極大的發展,不過目前中東科技互聯網還處于早期狀態,估值超過10億美金的巨頭并不多。從VC機構側來看,數量也遠遠沒有達到中美的水平。

在朱修頡看來,目前在迪拜進行創業有三個熱點,分別是電商、金融科技以及泛娛樂。這些之外,極兔還對界面新聞提到,物流和供應鏈管理以及可再生能源也是有潛力的商業項目

迪拜商會對于創業者支持的宣傳

電商的確是最具機會的模式之一。零售業是迪拜的重要產業,2022年前三季度,迪拜經濟實現了4.6%的增長,規模達3075億迪拉姆,其中零售業對這一增長的貢獻有24.1%而由于互聯網的高普及率,迪拜的電子商務增長速度同樣很快

2023年,阿聯酋出臺了一項新的電子商務法,通過鼓勵投資、保護消費者權益和促進創新來增強其數字經濟的發展。

從實體消費轉向線上消費是一個全球化的趨勢,迪拜也是如此。穆罕默德·阿里·拉希德·盧塔告訴界面新聞,“因為夏天的極端炎熱天氣,迪拜有很多大型商場,現在這些商場都可以提供在線服務。大多數人已經習慣在線交易,甚至在一些以往少有線上交易的行業,例如家具行業,也開始有人選擇在線上進行購買。”

在過去五年,無論是在B2B還是B2C領域,許多中國電商玩家進駐迪拜。中國跨境電商平臺Shein、Temu、Tik Tok Shop都在中東市場有所動作。在朱修頡現在投資和創立的幾家公司里,同樣有兩家電商公司,除了做直播電商的WingGo,另一家是做B2B的建材電商。

他認為,在中東,傳統的貨架式電商雖然還在增長,但在亞馬遜、Temu這樣擁有大量資金、人才和完備供應鏈的巨頭都已經入駐的情況下,留給普通創業者的機會已經不多了。直播電商對于中小型創業公司來說則是更好的切入機會。

“直播電商有很強的文化屬性,需要深入了解阿拉伯人的本土用戶習慣,巨頭反而不一定有足夠的精力和戰略定力去做這件事。”朱修頡對界面新聞說,只是把語言翻譯成阿拉伯語,招一些阿拉伯語運營是無法把這個市場做好的。

不過,做直播電商的挑戰在于,迪拜居民對于其接受度還在非常早期的狀態。朱修頡的公司已經在這個市場做了近兩年的時間,但他認為目前整個行業還處于教育市場、教育用戶的時期。

“整個行業還在等一個爆款的出現。”朱修頡說,無論是等待一個像李佳琦一樣火爆的主播,還是一件爆品。

這個時機可能還需要等一兩年,但放在三到五年的長周期來看,朱修頡認為自己的品牌在中東還是有機會的。WingGo的商業模式還在不斷試錯和調整中。去年有一段時期,公司的戰略非常激進,一下上架了接近十萬個品類,現在又將品類范圍收縮回3C數碼和美妝、飾品,希望從中能夠找到賣出爆款的機會。

要做電商就離不開物流的支持,近年來,不管是國際物流巨頭還是本地物流企業都開始在迪拜開始開展業務。二手奢侈品電商The Luxury Closet首席執行官Kunal Kapoor告訴界面新聞,公司在2012年剛開始在迪拜開展業務時,只有一兩家物流快遞公司可以提供服務,但現在電商平臺有很多選擇,無論是30分鐘內送達還是隔日達都可以做到。

中國物流公司也正在迪拜積極拓展,極兔、菜鳥國際、京東物流等都在這里開設了海外倉。目前,極兔在迪拜擁有多個物流中心和配送網點,服務網絡覆蓋整個中東地區年增長率達到25%。

極兔告訴界面新聞,迪拜的優勢在于作為連接亞洲、歐洲和非洲的重要樞紐物流基礎設施較為完善,擁有世界級的港口、機場和公路網絡。不過難點在于,中東其他國家的物流基礎設施發展不均衡,部分地區仍存在設施落后和交通不便的問題。高物流成本和復雜的稅收政策對企業運營提出挑戰

此外,雖然電商還在發展初期,但迪拜消費者對服務質量和客戶體驗要求較高,這要求企業提供個性化和高效的服務。

朱修頡提到,目前迪拜用戶更習慣貨到付款的形態,在實際看到商品后再付款,這也導致了物流成本的增加。目前,電商平臺寄送一次的快遞物流成本在14元人民幣左右,呈穩定降低的趨勢,他認為,隨著越來越多的物流公司開展競爭以及達成規模效應,這個價格在未來幾年內還會下降2/3以上。

物流之外,線上支付網絡作為電商的基礎設施也已在迪拜建立起來。Telr首席銷售官Sayed Munaf告訴界面新聞,作為支付網關,Telr為電商相關業務提供在線支付服務,目前支持120種貨幣和30種語言接入包括Visa和Mastercard、銀聯等多種信用卡和支付工具

Telr這樣的金融科技公司在迪拜還有數家,在線上支付領域,公司之間的競爭已十分激烈。

迪拜的快速發展還沒有停下腳步。2023年1月,阿聯酋副總統兼總理、迪拜酋長謝赫·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馬克圖姆公布了《迪拜經濟議程》(D33)。這一計劃旨在未來十年內實現迪拜經濟翻番,使迪拜躋身世界三大城市之列。作為計劃的一部分,迪拜希望通過數字化轉型項目每年產生超過272億美元的經濟貢獻,科技創業者是其中重要的驅動力量。

而對于企業來說,進駐迪拜的戰略意義也不僅在于這座城市本身。中東北非區域的特殊性在于,雖然有國界線的分隔,但作為阿拉伯語區事實上共享同一套文化,而迪拜是其金融、貿易中心。打入迪拜就是在這片超4億人口的市場建立了前哨站,在迪拜扎穩根基后,企業可以由此向其他海灣合作委員會(GCC)國家拓展乃至輻射整個中東及北非。

在可見的未來,這里還會涌入更多創業者,試圖從這片熱土中找到屬于自己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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