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潘文捷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羅新發現，我們正處于一個“特別愛讀歷史”的時刻，許多非歷史專業的學者都在講歷史，哪怕他們講的歷史多為中學教材的東西，滿嘴都是意識形態詞匯，而非歷史學的詞匯。這種情況在全球普遍存在，羅新提及一位美國歷史學家的曾在文章中稱，自己去書店里時，歷史書多得讓其不敢相信。“這么多人在寫歷史書，而且據說賣得都還挺好，這難道是要出問題嗎？”這位學者在文章中寫道。在8日舉辦的《歷史對于人生的利弊》一書新書發布會上，羅新分享了自己的這一觀察。

“大家都談歷史，這不大對勁，這意味著人們對現實產生了某種焦慮，從過去尋找某種答案。”問題在于，“他們在歷史當中去尋找答案，卻不知道歷史跟現實一模一樣，甚至比現實更加容易造假、有更多的造假，”羅新說道。

他認為，把現實焦慮投放到過去，希望在過去中獲得安慰、啟示或某種智慧，其實非常危險。在《歷史對于人生的利弊》一書中，尼采就曾經對此進行批判。尼采反對過于強烈的歷史感，也反對人們以為可以從歷史當中可以獲得智慧的迷思。

《歷史對于人生的利弊》的新譯本由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副教授周思成翻譯，他在書中以文本與注釋1：2的比例，對尼采提及的大量歷史、哲學背景以及明典、暗典、隱喻、反諷等做出詳細的注釋，并撰寫了長篇導讀。

在活動現場，周思成談到，中國人有以史為鑒的傳統，例如中國近代歷史學家呂思勉曾說，晚清西方列強東來，中國屢戰屢敗，卻有一次打了勝仗。一些人據此認為，按照中國以往的慣例，把對方打敗一次，就能得到二三十年的和平時期。呂思勉指出，當時的人們是“以史為鑒”得出的這一結論。因為中國歷史上跟外敵打交道素來如此，比如在漢唐時，中原王朝如果對北方少數民族取得一次比較大的勝利，就能夠換得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的和平。然而，按照今天的看法，殖民帝國在最強盛的時期，不可能因為一次小的失敗就放棄繼續侵略。

呂思勉說，并不是“以史為鑒”出了錯，關鍵在于歷史知識不夠，如果對歐洲列強發展有更好的涉獵、對于當時的世界局勢有更深刻的了解，就不會做出這樣一個錯誤的判斷。周思成則認為，這種說法代表了中國人對歷史的一個比較主流的觀點：歷史永遠是好的，如果用錯了歷史，那只是方法不對，或者沒有獲得足夠的歷史感。然而，在歐洲情況并不是這樣。

17世紀啟蒙運動以后，歐洲思想家對人的自然稟賦持有非常樂觀的評價。他們認為，人的本質是理性，或是因為上帝賦予，或是因為人本來就有，總之人已經有了非常完滿的、需要去發現和運用的自然理性，理性是沒有歷史的。法國大革命和1848年革命以后，隨著人們以理性之名做出更多非理性、不正義的事情，樂觀的態度逐漸發生了變化。德國思想家反思認為，人并不單單是有理性的動物，也是由傳統和歷史構成的。在考慮人應該怎樣為社會設計未來的發展藍圖的時候，人的歷史非常重要，必須要考慮到人從何處來、是怎么發展的。這就是尼采說的歷史感，這種歷史感是對啟蒙理性單純的自然理性的概念的反思。

在19世紀這個被稱為“歷史學的世紀”，尼采針對歷史感的泛濫提出了批評。他認為，即使有了足夠的歷史知識，即使獲得歷史知識的途徑是完全科學的，它也可能損害人的生命。舉例來說，尼采批評了紀念式的史學和批判式的史學。周思成談到，人需要紀念式的歷史，它們給人一種歷史發展至今未曾中斷且偉大的幻想，這些給了我們擁抱未來的勇氣。雖然很多時候紀念式的歷史有利于我們去生活，但是如果過度，也會削弱人的創造力和面向未來的勇氣。

尼采還反思了批判式的歷史。人們對王朝正統史學或權力階層對歷史的粉飾進行批判，拿手術刀把樹的樹根剖開，可以看到很多很丑惡的東西。但是，當看到人類歷史上諸多不義的時候，還有勇氣去實現解放嗎？

周思成舉例說，長期以來，中國對近代歷史有著抹不去的恥辱感，但是如果只看到悲慘的記憶，人沒有辦法從過去中解放，面對一個更加自由的未來。羅新也看到，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進入到近代民族主義思潮的時刻中，轉型非常艱難。“過去在多大程度上是轉型的動力、助力，以及多大程度上是轉型的負擔”成為了一個問題，所以羅新認為，歷史不必成為我們今天選擇新生活方式的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