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日本《朝日新聞》采訪組
編者按：經歷過經濟飛速發展的一代人，為什么還會“老后破產”，不工作就活不下去？工地周邊指揮交通的保安員、辦公樓里穿著制服的保潔員八成已過70歲，本該安享晚年的老人越來越多地重回職場。與此同時，大公司里的中年人卻失去立足之地，只能坐等退休。年輕人越來越難找到理想的職位，開始為幾十年后的退休生活而焦慮……日本《朝日新聞》采訪組直擊日本社會面臨的地獄級難度困局，其深度報道匯集成《無退休社會》一書。以下摘自該書的“迷失的一代的受難”一節。
20世紀90年代后期至21世紀初，許多業績低迷、人員過剩的企業采取的措施不是裁員，而是最大程度縮減應屆生招聘名額。在這段“二戰”后最嚴重的“就業冰河期”從大學、專科學校或高中畢業的，正是20世紀70年代前期至80年代前期出生的人們，包括全部團塊次代。
經歷“就業冰河期”的這代人常被喚作“冰河期世代”，用《朝日新聞》2007年專題連載的標題“迷失的一代”（Lost Generation）來稱呼他們的人也不少。這代人相比其他世代，沒有找到期望的工作，陷入不穩定就業泥潭的人格外多。這個稱呼似乎很貼近他們的自我認知，也有很多人自稱迷失的一代。
2000萬人規模的迷失的一代現在正值三四十歲，他們當中不少人工作依然不穩定，靠微薄的工資艱難度日，與父母同住，沒有成家，對未來感到不安。媒體還給他們起了“四十危機族”“中年打工族”等新名字。
本以為是找到正式工作前的過渡
再過20年左右，這代人也將步入老年。面對自己的老去，他們是什么樣的心情？這里我想介紹一位采訪中結識的男士。
這位41歲男士在一家公司當了將近20年的非正式員工。
他從關東地區的國立大學畢業那年，正值大學畢業生就業率不到六成的2001年，也是第一屆小泉內閣成立，美國發生恐怖襲擊事件的那一年。
這位男士當時也沒有想好畢業后做什么，求職季只參加了三四家公司的面試，所以沒能找到工作。據說當年很多學生投遞了一百多家公司也沒有找到工作。他所在的大學情況也不樂觀，畢業時已經拿到錄用通知的人反而是少數。
大學畢業后，為賺取生活費，他開始在一家對公零售企業做臨時工。他沒有信息設備進貨銷售方面的經驗，工作所需的技能全靠自學和鉆研。很多兼職工和臨時工干不了多久就會辭職，所以有時候他不在就忙不過來。他本以為這份工作只是找到正式工作之前的“過渡”，沒想到一干就是好幾年。
“當時覺得能有活干就不錯了，現在看來是我想得太簡單了。起初時薪大約900日元，每月到手工資也就15萬日元左右。雖然收入很低，但可以長期做，所以當時沒有足夠的危機感。”
開始工作后不久，店長認可他的工作表現，給他漲了時薪。因此，在連日加班的繁忙期，到手月工資有時也能超過25萬日元。然而那位店長被調走后，接下來近十年他一直沒有漲薪。他感覺到加薪與否全看領導的意思，與能力、經驗完全不掛鉤。
“我明明只是臨時工，但只有我會干的工作卻越來越多。正式工不了解一線的具體情況，和客戶打交道時做不到臨機應變。我原以為自己想走的時候可以隨時走，但忙碌的工作擠掉了求職的時間。漸漸地，比我年輕的正式員工越來越多，現在連店長都比我年紀小。即便如此，對那些經驗尚淺的正式員工，我還是會盡量照顧到他們的體面。“
根據客戶情況調整訂單需求并保證按期交貨需要經驗和細心。做這些通常由正式員工做的工作，讓他很有成就感。
他被客戶誤認成正式工的次數也更多了。“咦，你是臨時工啊。我還以為你是正式工呢。”然而，男士對公司的貢獻沒有得到認可，而且根據上面的方針，他還被禁止加班，到手月工資最多只有16萬日元了。在男士看來，公司依靠臨時工維持運轉，卻不改善他們的待遇，甚至把人當“成本”。
“客戶都很信任我，可當我發現工作中的問題，向領導提建議時，領導卻覺得我在批評他。工資低、待遇差已經夠郁悶了，工作得不到認可對我的心理傷害更大，仿佛整個人都被否定了。”
責任該由誰來擔
十八年間，這位男士并沒有“躺平”。他一直在等待機會轉正，也投遞過其他公司，然而“應屆生”門檻阻斷了他的前程。簡歷的工作經歷欄只能填“打工”，所以被當作沒有任何社會經驗的新人；參加其他公司的面試時，也總會被問及“為什么畢業時沒有找到工作”。白發已經悄悄爬上頭，而他現在還住在年過七十的父母家里。
“說到底還是太依賴父母了。我覺得40歲是一個分水嶺，而我已經過了這個年紀。這種感覺就好像自己虛度了半輩子。就這條件，我也不敢考慮結婚。照這樣下去，晚年只會充滿不安。”
這就是迷失的一代。這位男士自稱“吃虧的一代”。即便如此，他時常掛在嘴邊的還是后悔和自責。
“這些年我也并非沒有努力，但最后還是沒有正式工作，我覺得是自作自受。和求職季投了幾百家公司的人相比，我還是不夠努力。上大學時沒能找到興趣點，該拼的時候也沒有拼出成績。混成這樣也有我自己的錯，不能都怪就業冰河期。”
他把自己的真實情況毫無保留地講給我。這些年他對待工作肯定也是這樣真誠。聽完他的講述，我不認為這個責任在他自己。
永不消融的冰河
迷失的一代如今也到了成為社會中堅力量的年紀，而包括這位男士在內，他們依舊靠非正式工作和微薄的工資過活，沒有擺脫“迷失”狀態。這才是這代人的真實寫照。
步入社會的時間僅相差短短幾年，卻給今后的人生帶來難以逾越的差距。這一現實在統計調查中也得到了印證。
對比厚生勞動省工資結構基本統計調查中2010年和2015年的工資金額，大學本科及研究生學歷的35～39歲人群和40～44歲人群的工資相比大幅減少。也就是說，迷失的一代拿到的工資比大他們五歲的人在相同年紀時拿的還要少。得出這項結果的聯合綜合生活開發研究所在調查中發現，除工資以外，在畢業后第一份工作的在職時間、20～29歲的能力發展乃至幸福感上，迷失的一代評價都很低。顯然不論是否成為正式員工，這代人都“受到了虧欠”。
負責整理調查數據的東京大學教授玄田有史這樣分析：“這個情況就是所謂的‘永不消融的冰河’，這代人到了中老年仍會面對嚴酷的現實。要想拯救冰河期世代，眼下必須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等他們到了50歲，再讓他們從頭來過也來不及了。”
智庫日本綜合研究所的調查也揭露了迷失一代的具體困境。男性中從事非正式工作以及不工作也不求職的非勞動人口比例，比年長世代更高，該研究所認為這一現象與中老年“家里蹲”人數的增加有關。
迷失的一代的問題絕非這個群體自身的問題。這個群體現在受到關注，是因為龐大的人口群體處于不穩定狀態，使日本社會整體受到沉重打擊。
主角是女性
這里必須指出的是，直面就業寒冬，被卷入非正式勞動力激增的這場社會變革的“主角”不是男性，而是女性。從事非正式工作的青年健康男性增多更吸引眼球，所以“男性非正式工”格外受媒體關注，但在此之前，女性就業早已出現大規模的非正式化。
在大學畢業生就業率跌破60%的2000年前后，即便畢業于同一所一流大學，女生的求職之路也要比男生更加艱難。甚至有公司制定了“不招女生”的潛規則。在男生們陸續拿到錄用通知的同時，很多女生投遞了幾十家公司仍沒有找到工作，只能選擇非正式崗位。
總務省2018年實施的勞動力調查顯示，男性員工中非正式勞動力占22%，這一比例在女性中則高達56%。雖然該數字包括了結婚辭職后又出來做兼職的家庭主婦和老年女性，但女性從事非正式工作的比例是男性的兩倍以上。這一事實理應受到更多關注。大學畢業后長期從事非正式工作的男性雖然也在增多，但派遣工、合同工、兼職工的主體依然是女性。
退休后錢會不會不夠用？從事非正式工作的三四十歲單身女性們對未來充滿不安。身為派遣工或合同工，隨時都有可能被解雇，支撐老年生活的養老金、儲蓄和家人的援助都很微薄。“無退休”的不安已經蔓延到超高齡社會的主角——女性們的身邊。
迷失的一代需要補貼
2019年秋天，我遇到了一位屬于迷失的一代的43歲女士。擁有本科學歷的她至今仍在從事非正式工作。
她哽咽著對我說：“我希望國家為迷失的一代提供補貼，就像育兒補貼那樣。不要把錯全推給時代，拋棄我們。”
“優秀職場人”是我對這位女士的第一印象。她因工作稍微遲到了一會兒，特意事先電話告知，見面后還非常鄭重地向我道歉。她著裝舉止也無可挑剔，是一名通曉商務禮儀的職業女性。
就算她說自己是一流企業的中層管理者，我也不覺得奇怪。然而，現實中她卻是東京一家公司的合同工，為了完成繁忙的工作爭分奪秒，只有午飯時間可以離開工位。
像“昭和白領”那樣在茶水間邊聊天邊品茶的生活，她根本不敢想。但即便全身心投入工作，年收入目前也只有280萬日元左右。和十年前相比，時薪只漲了50日元。
這年9月，臺風登陸關東地區導致首都鐵路交通癱瘓的那一天，她花了四小時從家去公司上班。“如果同事們都不缺勤，我即便不情愿也不得不去。我是時薪制，而且休息了工作沒人做，第二天還得加班。”
這位女士為什么會走到這個地步？我根據她的講述整理了她這20年的經歷。
她生長在一個昭和時代的“標準家庭”：父親在大企業上班，母親和父親在同一家企業工作，結婚后離職做家庭主婦，生養了兩個孩子。她從私立高中考入中等私立大學，畢業找工作的1999年正好是就業冰河期。她向一百多家公司寄出了索要招聘資料的明信片，獲得面試機會的只有二成，并且都沒有拿到錄用通知。
最后，她經父親的熟人介紹進入一家上市集團公司，正式走上社會。可進去之后才發現，那家公司只給女員工分派輔助性工作。早上擦桌子、整理報刊架也要女員工來干。
在昭和時代，女性通常通過“一般職位”進入公司，負責端茶倒水、復印資料；和公司里的20多歲男同事結婚后離職，回歸家庭。這種企業文化被這家公司完完整整地繼承下來。這位女士曾經提議用計算機提高工作效率，卻被男領導拒絕了。
在這里無法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力。她想進一步提高職業能力，干了三年半后決定辭職。當時正是《年輕人為何三年就辭職》（城繁幸著，光文社新書）一書暢銷的幾年前。
“現在想來，如果當初在那家企業堅持干下來，或許已經等到機會了……”
辭職后，她換過多次工作，以派遣工和合同工為主。在默認應屆生統一招聘的日本雇傭環境下，社會招聘的市場很小。每次換公司，待遇和勞動條件不僅沒有提升，反而越來越差。
其中一家是社長獨裁的公司。那家公司類似于現在所說的“黑心企業”，兩小時以內不算加班，也不準員工帶薪休假。
她還在一家“共享服務”公司干過——企業集團為削減成本，把人事、會計等職能部門分割出來成立關聯企業，以外包形式進行這些業務。這里的員工大多從一流企業的總部調動過來，實質上就是裁員。因此公司里充斥著自暴自棄的氛圍。公司活多人少，她每天工作到深夜，趕末班車回家，到家倒頭便睡。親屬過世請喪假時還挨了批評。
“周末兩天也要上班。長時間勞動削弱了思考和判斷能力，漸漸就會覺得，只要有地方愿意用我就知足了。”
即便如此，她仍然沒有忘記提升自己。利用工作間隙學習，她考下了會計、計算機、托業和社會保險咨詢師等資格證。但公司以年齡和缺乏實操經驗為由，不給她轉正。在她待過的幾家公司里，連正式員工都疲憊不堪，甚至有人患上抑郁癥。其中一家公司的40多歲單身女領導告訴她：“在這里，你會像我一樣被工作榨干。我已經放棄結婚生子了，你如果還有這個打算，最好離開這里。”
“失去的二十年”，這個說法存在已久，而這位女士這些年的工作經歷仿佛處在日本企業這二十年間的各種節流和裁員的第一線。她工作過的很多公司裁掉文職崗位，用非正式工替代，把一整個部門分出去單獨成立公司來削減用人成本，強迫那里的員工長時間勞動。
據她說，這種公司的非正式崗位上總有許多迷失的一代的女性。她們學歷高、能力強，工資微薄，還時刻擔心公司拒絕續簽勞動合同。恐怕沒有比這更好利用的員工了。
想象不出安享晚年的自己
雖然女性被企業定義為廉價勞動力，但她們也有今后的人生。身處非正式崗位的單身女性經濟基礎薄弱，也很難得到家庭、儲蓄、養老金等安全網的援助。據國立社會保障與人口問題研究所推算，2040年，女性老年人口（65歲以上）的未婚率將從2015年的4.5%大幅提升到9.9%。按照目前趨勢，靠養老金和儲蓄不足以為生的女性老年人口或迅速增加。
記者結識的這位女士也對晚年感到不安，她說自己在日本年金機構的網站上計算過65歲以后能領到多少養老金。截至目前每月能領6萬日元左右，如果今后繼續工作，每月興許能領到10萬日元。為確保晚年有錢可用，最近她參加了“累積小額投資免稅項目”（NISA）。
“只靠養老金生活是不可能的。只能盡量多干幾年，但體力肯定會越來越差吧。父母那一代還能相信努力就會有回報，但在我和朋友們生活的時代，努力根本得不到回報。”
女士完全想象不出自己安度晚年的未來。對“無退休時代”的不安使她產生了那個想法：“希望國家為迷失的一代提供補貼。我們這些沒有孩子的人與育兒補貼和幼托免費政策無緣，卻還要繳稅。在勞務派遣公司工作的時候，很多工作內容是給休產假和育兒假的正式工補空缺。在世人討論環境大臣小泉進次郎會不會休陪產假的時候，希望大家也能理解一下沒有孩子的人的心情。”
年輕一代也出現養老焦慮
年輕時的挫折會直接導致后半生的不安。即使努力維持眼下的生活，想到年老后還是很害怕。這樣的年輕女性在逐漸增多。橫濱市公益財團法人“男女平等促進協會”以從事非正式工作的單身女性為對象進行了一項網絡調查。結果顯示，約83%的受訪者對“老年生活”感到不安。
“沒有離職金也沒有獎金。將來要想活下去只能申請低保。希望國家開設安樂死機構。”（35歲）
“退休后，光靠退休金連養老院都住不起。我大概會一個人死在家里吧。”（44歲）
“自己老了以后也沒有個伴兒，身體或工作出問題時，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解決。很不安。”（35歲）
負責這項調查的該協會職員白藤香織（50歲）在聽到眾多女性的心聲后，發出了這樣的感慨：“從事非正式工作的單身女性既沒有家人，也沒有住房。她們不清楚自己能工作到什么時候，需要多少存款維系老年生活。未來一片灰暗。她們覺得沒有任何人關注到自己的處境，孤立感越來越強。她們是被社會遺忘的人。”
——完——
題圖來源：視覺中國
